试图从历史找答案

在这个全球经历多重危机的时代，我们向过去寻求指引。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前所长罗宾·尼布利特在其新书中写道，也许我们正处于一场新的冷战之中。英国历史学家尼亚尔·弗格森说，我们正在接近可能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或者，正如我在某些场合所提出的那样，世界开始明显呈现出类似于19世纪末由敌对帝国和大国主导欧洲的样子。

另一种试图从历史视角为我们的焦虑赋予可理解形式的方法是，说它们源自一个“……的时代”，以表明与更早的某个时代平行或形成鲜明对比。例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外交政策专家法里德·扎卡里亚在其新书中指出，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革命时代，因此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和美国的革命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马克·伦纳德说，这是一个没有和平的时代，因为“相互连接会引发冲突”。

不，这应该是人工智能时代，正如已故外交政策大师亨利·基辛格与人合著的《人工智能时代与我们人类的威胁》一书的书名。或者像国际政治学者布鲁诺·马卡埃斯在最新一期《新政治家》周刊上所提出的那样，是一个危险的时代。如果我们在《外交》杂志网站的搜索框中输入英文“The Age of……(……的时代)”，就会发现其他的可能性，比如不道德的时代、能源不安全的时代、有罪不罚的时代、美国优先的时代、大国困惑的时代和气候灾难的时代等等。

谁还能想到其他“……的时代”？或者也许我们正处在一个夸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图书出版商和媒体老板们无情地迫使作者们想出戏剧化和简单化的宏大标题，以便在充斥各种理念的市场上获得更大销量。

需重视结构性变化

玩笑归玩笑，我们必须努力以史为鉴。诀窍在于如何解读历史。首先，我们必须识别出新与旧的混合。正如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最近访问北京时所说，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当前仅有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显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和冷战时期的情况一样，两个超级大国保持全球性、多维度的战略竞争关系，并在意识形态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但尼布利特在其新书中指出，“新冷战将与旧冷战完全不同”。他强调两大不同之处：一是美国和中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程度较高；二是这一竞争“没有那么二元对立”，因为还有许多其他大国和中等强国参与其中，如俄罗斯、印度、日本、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西等。毫无疑问，第一点很重要，但不一定能阻止冷战加剧。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几年前，记者、政治学者诺曼·安吉尔出版了一本颇具影响力的书，名为《大幻觉》。安杰尔认为，欧洲大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程度很高，国家之间发生大战的可能性很小，即使发生，也不会持续太久。到头来，他自己的观点才是“大幻觉”。

我倒是觉得尼布利特提出的第二个不同之处很有说服力。这些其他大国被有些人称为新不结盟国家，但实际上，它们比1989年以前的不结盟国家要富裕和强大得多。

在另一种为这个迷茫时代贴上全球标签的尝试中，马克·伦纳德和我提出，我们正身处一个“照菜单点菜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西方以外的大国和中等强国结成交易性联盟，有时会围绕实力的不同方面同时与不同国家结成伙伴关系。例如，它们可能与中国建立牢固的经济关系，同时与美国建立安全关系。

以史为鉴还需要看到不同结构和深层进程与机遇、集体意志和个人领导力之间的相互作用。

我们的时代为这两种历史力量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受损和资源匮乏等人类活动带来的难以想象的影响不断累积，使我们的自然环境发生危险变化，这就是一种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因此，有些人将我们的时代称为人类世。另一个根本性变化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日益迅猛发展。基辛格认为，人工智能在军事上的应用具有不可预知性，最终甚至可能会破坏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核威慑的最低战略稳定性。

这就引出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论点。我所叙述的各种解读本身就表明，我们正处于欧洲和世界历史的一个新时代，所有人都在寻找新的参照点。